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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世锦:需求和供给减速必然要求金融降杠杆


文章作者:www.homyland3s.com 发布时间:2020-03-07 点击:734



作者| 《中国金融》记者张艳华

来源:《中国金融》 2020第2期

2020,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。2020年也是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。今年,我国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,实现第一个世纪的目标。今年是中国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计划的最后一年。有目标、压力和挑战。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,2020年“经济下行压力将加大”,全年经济工作将调整为“稳中求进”。在这种背景下,2020年的经济增长将如何成为年底和年初关注的焦点。我们对刘世锦的采访始于2020年的经济增长。

主要增长来源的历史需求高峰一个接一个出现,劳动力和人口结构的变化,可用技术的减少,承受资源和环境的能力都达到了临界值,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发展。

记者:谢谢你对《中国金融》的采访。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公布后,结合“十三五”规划的要求,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,大家都在算账。你认为2020年的经济增长如何?

刘世锦:对2020年的经济增长有不同的看法,有很多分析方法和观点。我认为,虽然这是一个短期问题,但我们仍然需要站在更长远的角度,在一个长期的、解释性的、理论的和经验的分析框架中理解这个问题。

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快速增长,在过去的10年里逐渐回落。我们的一个基本结论是,这是从过去大约10%的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过渡。以下变量对我们理解这一成长阶段的转变非常重要。

首先是历史上的需求高峰。所谓历史高峰需求,是指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,需求最高或增长率最高的点或区间。就中国而言,构成工业化阶段高增长源泉的历史需求高峰近年来相继出现。房地产投资需求高峰一般出现在2013年,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出现在2016年,出口增量一般出现在2011年。历史需求的峰值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:一是现有技术水平在当前技术条件下能够产生这种需求;第二,它与人们的偏好有关。例如,你可能觉得住在人均1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不够,但人均30平方米以上差不多。一旦历史需求高峰过去,经济增长率达到一个高点,然后进入所谓的稳定期,然后逐渐回落。一般来说,不会有比以前更高的生长点。

其次是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重要变化。自2012年以来,我国15-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减少,现在每年减少数百万人。自2018年以来,就业总人数有所下降。总人口和结构的变化导致增长率下降。

第三个是技术有很大进步的领域数量减少了。过去,中国在许多领域的技术水平都得到了迅速提高。中国与其他国家并驾齐驱,甚至在某些领域领先。与此同时,这意味着中国大多数领域的现成技术已经得到了同等程度的利用。

四是资源环境承载力达到临界值。目前,许多地方的排放已经超过了环境容量的临界值,导致了严重的空气污染等。

在上述四个因素的影响下,中国经济已经达到了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增长过渡阶段,这是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。与此同时,这种增长转型在中国并不是一个例子。十年前,国务院领导要求我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。当时,我们梳理了相关的国际增长经验。我们发现日本、韩国、台湾的池

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,日本经济增长率超过9%,70年代初直接降至4%,70年代和80年代平均为4%~4.5%。到20世纪90年代初,日本经济已经达到了另一个阶段。在过去的30年里,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上一直在1%~2%之间。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速增长。从2008年到2010年左右,韩国也逐渐转向低速增长。中国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高速转变为中速,但幸运的是,当时信息技术抓住了信息技术产业高速增长的机遇,增长率降至5%~6%,相对较高。然而,近年来,台湾的经济增长率也基本上下降了。

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。下一步可能是减缓增长。这个过程肯定会在几年后发生。对于中国经济的这种变化,有可以遵循的规律,可以解释的理论,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。

记者:那么,经济放缓或增长阶段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?许多人预计中国经济将“触底反弹”。你对我国正在经历的适度增长有何看法?

刘世锦:中国的经济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下滑,此后一直保持下降趋势。2016年,许多人变得悲观。有些人还认为中国经济已经下滑了六年。现在是涨跌的时候了,这被称为“触底反弹”。从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,市场上出现了各种新的周期理论。我的观点非常清楚。中国经济已从2016年第三季度见底,进入中速增长平台。经济已经基本稳定,不会大幅下滑。然而,不会出现大的U形甚至V形逆转,更不用说回到过去的高增长了。

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平台后,短期内不会稳定,因为触底是一个反复试验的过程,一个主要增长源相继跨越历史需求高峰,开始寻找新的平衡点“低于历史需求高峰,高于成熟增长阶段”的过程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在未来两三年内,中国经济可能仍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下行空间,之后中国经济可能会稳定在5%~6%。从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和实际计算来看,这样一个适度稳定的增长期可以持续十年左右。有些人担心经济会急剧下滑,甚至会看不透。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,除非有意外的重大冲击。我们仍然需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有信心。这种信心不仅基于概念或当地的感受,而且基于对经济增长逻辑的理解,当然,这种信心得到国内外实践经验的支持。

在2020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点,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出来后,人们最近一直在结算,意见不一。似乎略低于6%的增长率就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需人口翻一番的目标。需要强调的是,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停留在这0.1个百分点上。我们仍应关注其背后的潜在问题。最根本的是要弄清楚基本原则。

毕竟,经济放缓只是一个表面现象。更重要的是需求结构、供给结构和金融结构的转变。首先是需求结构的调整。在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达到高点后的近十年里,出口、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历史需求高峰“三靴”相继落地。需求结构改变后,供应结构必须向下调整。供应结构起初不愿意调整,因为现有的供应能力非常大。调整产能实际上是在调整收益模式,但它必须在以后进行调整。中央政府关于“淘汰产能”的提议仍然基于对市场力量的服从。从工业品出厂价格来看,由于产能严重过剩,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54个月出现负增长。2016年第三季度后,生产者价格指数由负转正,供需达到新的平衡。需求结构已经调整,供给结构已经调整,金融结构尚未调整。答案是必须调整。需求和供给的放缓将不可避免地要求降低金融杠杆,但杠杆比率的变化背后是金融结构甚至经济体系的深刻变化。在过去,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,杠杆一直在增加,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里。随着经济放缓,为了保持必要的增长率,一些地方甚至在增加杠杆率,以保持实际上尚未实现的增长率。然而,在杠杆率增加到一定程度后,高负债率将无法持续。因此,中央政府近年来提出了“去杠杆化”,首先是“去杠杆化”,然后是“稳定杠杆”,并进一步提出了“结构性去杠杆化”。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“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”。国际经验也表明,杠杆变化具有长期特征。应充分估计杠杆减少的长期性质和复杂性。应当依靠面向市场和法治的方法。应当谨慎使用行政方法,特别是要防止“一刀切”。

上述需求结构、供给结构和金融结构的连续调整是中国增长阶段转型的三部曲,反映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逻辑。

仅靠宏观经济政策无法改变潜在增长率;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,我们应该依靠体制改革和实施结构性政策。这是在中速经济增长阶段背景下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。

记者:当经济进入下行通道,在稳定增长的压力下,放松宏观经济政策的呼声再次出现。你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能做什么?

刘世锦: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宏观经济政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。一个基本结论是,只有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时,宏观经济政策的放松才会有效。事实是,由于过去对高增长的需求,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很少见。有人说,一些短期经济刺激政策能使实际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吗?例如,如何将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未来投资提前到现在?方法是增加杠杆。这样做并非不可能。金融或杠杆的作用是今天使用明天的钱。这也是货币和财政政策反周期调整的重点。然而,问题是要好好把握它。在我们的研究中,一些县的财政收入每年不到1亿元,远远低于到期债务。这些债务将来如何偿还?或许在某个时候它将无法支撑它,经济可能会崩溃。这种试图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刺激将导致一方面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,另一方面肯定会导致经济的起伏。事实是,如果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消除振幅,我们会发现由过度刺激驱动的平均增长率实际上相对较低,成本也较高。日本、韩国和台湾都吸取了这个教训。

基本上,潜在增长率由b决定

刘世锦:首先是通过城乡要素的流动来加快大都市地区的发展。在过去的五年里,中国城市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大都市地区和大都市地区的加速发展,包括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长江三角洲、广东、香港、澳门和海湾地区。此外,内地还有一批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圈,如武汉、成都、Xi、郑州、合肥等。都在加速他们的发展。这些都市区将具有更高的聚集效应,具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,相当数量的制造业可以转移到这里,并且在现有核心城市之外50-100公里范围内的大量村庄将具有最佳条件并可能得到振兴。可以预计,中国未来将形成一些人口在3000万至5000万甚至1亿的大城市群或大都市圈。未来十年,超过70%-80%的创新驱动、转型和升级将发生在这些都市圈,大量低收入阶层将进入中等收入阶层。要形成这样一种模式,最重要的问题是让资本、技术、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自由双向流动。这里涉及很多问题,包括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和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。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,释放潜力。

第二是低效部门的改进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些年里,我们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提高了效率。中国在许多领域效率相当高,但仍有许多低效率部门,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垄断和竞争不足。这导致中国的五项基本成本(能源、物流、通信、土地和融资成本)是美国的两倍多。除了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差异,最重要的原因是行政垄断造成的低效率。对于中国的下一个高质量发展,首先要做的是解决降低成本的问题。有必要在石油、天然气、电力、铁路、通信等领域建立一些里程碑式的联系。促进国有资本投资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。通过竞争,有必要让他们变得更优秀、更强大、更强大。还需要明确国有资本投资的重点领域和优先事项,如技术研究、环境保护、国防建设等。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。最近,国家发布了一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。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进一步开放石油、天然气、电力、电信、铁路等领域的准入。

第三是促进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在于,与适度的分配差距相比,低收入人群的需求空间无法得到利用,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。另一方面,如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能够增加,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水平,将会有很大的需求增长空间,为增长提供直接动力。如何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?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提高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。一个是反贫困。经过三年的反贫困斗争,今年我们应该取得阶段性胜利。下一步是如何建立一个长期机制。二是农民工的城市户口问题。户口背后主要是基本公共服务。农民工在城市工作。他们已经创造了收入并缴纳了税款。他们应该分享公共服务,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,包括住房问题和儿童上学问题。只有解决了这些担忧,他们才能安心地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人力资本。三是加快改善小微企业的经营环境,这实际上是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。

第四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。目前,中国的服务消费,包括医疗、教育、文化、娱乐、养老和旅游,已经超过了商品消费,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%

第五是尖端创新。前沿创新可以扩大潜在增长率的边界,并彻底改变现有的生产能力,如“互联网上的各种实体经济”。这一轮技术革命,尤其是数字技术革命,已经从过去在某些领域的运行,变成了平淡无奇,甚至在一些领域领先。美国对华为的打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中国在创新方面有两大优势。首先,它有很大的市场和大量的人口。二是产业支撑能力强,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。然而,也有短板。最大的短板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。中国下一个重要步骤是产业升级问题,但如果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水平不能提高,创新将面临后劲不足的问题。要通过竞争机制创造一定的环境和条件,引导创新要素集聚,形成创新区域或区域创新中心。

第六是绿色发展。我想谈谈三个新的共识。首先,绿色发展,包括但不限于过去提到的环境治理,更多的是关于绿色消费、绿色制造、绿色流通、绿色金融和绿色创新。这是一个完整的绿色经济体系。第二,绿色发展不仅是对传统工业发展模式的修补,也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。如果把传统工业发展中大量污染造成的外部性成本,以及绿色发展带来的绿色效益考虑在内,我们会发现绿色发展实际上是更低的成本,更经济,更有利可图。第三,绿色发展不能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代价,甚至是经济增长的拖累。事实上,绿色发展不仅会减少,例如,在现有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,限制污染物排放可能会影响产量,但下一步是更多的增加。绿色消费、绿色生产和绿色流通也将增加许多绿色需求和供应。还有多元化,如绿色创新和绿色融资,这可能带来综合产出效应的改善。为了促进绿色发展,我们必须做好生态资本服务价值的核算,将其纳入国内生产总值,并推广新技术。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。

综上所述,上述新的增长势头有几个特点。首先,它对系统的质量要求很高。“半生不熟”的市场经济无法适应它。它必须下定决心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“瓶颈”问题。否则,这些新的势头可以看到,但无法抓住。第二,它会有一些热点,但基础设施、房地产、汽车等大容量支柱产业基本上是看不见的,增长更多的是以普遍受益的形式。第三,这些增长大多是“缓慢的变量”。过去,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修复了一条公路,建立了一个开发区,但在这一阶段之后,很少有立竿见影的效果,对耐心、坚韧和战略决心的要求明显提高了。

记者:这种新的动能如何才能完全释放?

刘世锦:这些新动力中的一些应该属于快速增长时期。它们被拖垮的原因是体制和政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,如低效部门的改善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。有些属于新的潜力和新的制度,但它们也受到旧制度的束缚。因此,如果我们不认真解决体制中的“瓶颈”问题,下决心“啃几根硬骨头”,新的增长潜力就无法显现,即使增长率比过去降低了也可能无法维持。同时,中美经贸摩擦和其他冲突也可能加剧全球经济、贸易和金融规则及治理结构的变化。面对这些挑战,有一个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,那就是对市场经济的态度。20多年来,中国一直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。展望未来,需要提出一个新的目标,即建立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系。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。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“加快

为了建立一个高标准的市场体系,我认为需要动员三个倡议。首先,要重新平衡政府官员的积极性、激励和约束机制,形成高质量的地方竞争机制。过去我们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,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地方竞争机制。对于下一个高质量的开发,是否有这样的本地竞争机制?地方政府官员的地位非常重要,有必要在高质量发展的框架下完善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。其次,企业家的热情,尤其是私营企业家,最终是一个期望和信心的问题,这使他们愿意在5年、8年和10年内思考问题。第三,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热情应该为自由探索创造环境和文化。

最后,改革机制本身也很重要。在我看来,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改革机制和方法并没有过时。真正理解改革机制仍然是一个核心问题。顶层设计在改革中非常重要。它解决了两个问题:指出方向和画底线。在这个前提下,在不同的阶段,如何为一个地区、一个城市或一个企业找到合适的发展方法,实际上是一个创新的过程。方法是尝试。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会遇到一系列新问题,因此要动员尽可能多的人来尝试。这些问题必须解决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推进改革的实质性进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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